耿樂笑言:“我們從來不歧視異性戀。”他對自己的同志身份也很坦然,偶爾也會帶着伴侶出入辦公室

 


中午 12 點剛過,Blue City 的 CEO 耿樂和員工一起下到公司一樓打菜。

今天的午餐是兩葷三素:鴨腿,糖醋小排,涼皮,茄子,小白菜,外加一盒酸奶。Blue City 是一家“同志”社交互聯網公司,在這裏,“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句西方諺語失效了。

今年 10 月,公司從通州遷至如今的蘋果社區後,耿樂給全體員工發了個“大禮包”:免費營養午餐,每週兩次新東方老師英語授課,加班打車票全報銷。
 “(福利)還不賴吧?”耿樂在朋友圈轉了一條公司的冬季招聘公告。
這一切可以追溯至 10 月 31 日,蘋果 CEO 庫克出櫃的第二天,Blue City 的主打產品、目前全球用户最多的“同志”交友軟件 Blued,宣佈完成 B 輪 3000 萬美元融資,估值達 3 億美元。
“有錢了,就會更有底氣。”耿樂説,“第一是招人,讓人員快速地擴充和發展;另外就是終於可以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做產品,不被資本界打擾。”
在年初的媒體報道中,Blued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員工的“同志”比重。“團隊 30 人,除 3 位是直男外,其他均為男同。”
經過 10 月的新一波招聘,團隊中終於有了女性,直男也增加到 10 人。目前公司共有 45 位員工,其中“同志”29 位,比重 64.4%。
耿樂笑言:“我們從來不歧視異性戀。”他對自己的“同志”身份也很坦然,偶爾也會帶着伴侶出入辦公室。
採訪這天,這款剛剛上線兩年的垂直社交應用軟件,再次刷新了它的用户數——1500 萬,其中 300 萬是海外用户。

同事們都沒把耿樂當成領導,“都把他當大哥哥”。Blued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員工的同志比重。目前公司共有 45 位員工,其中同志 29 位,比重 64.4%

 

“同志”代言人
Blue City 的辦公地點並不在蘋果社區的寫字樓裏。看着記者手機屏幕上的地址,物業保安指了指相反方向,打了個哈欠,“這是後面的商鋪。”拐到大樓南面,一眼便望見那個淡藍色的門面。這是個兩層的空間,公司剛搬來兩個多月,還沒來得及辦暖房 Party,但已聞不到裝修後化學氣體的殘留。
一樓承擔接待與艾滋病檢測,二樓是辦公區。在耿樂辦公室對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幅 2×2 米的照片,那是五年前耿樂和幾名“元老”將淡藍網(Blue City 前身)從老家秦皇島遷至北京時拍的。圖片上,耿樂和六名同事用象徵同性戀的彩虹旗包裹住下半身,故意露出嬌羞的表情。
耿樂來了。“昨晚喝了茶,一夜失眠。”他比約定的訪問時間晚了 24 分鐘,見到記者時連聲致歉。他看起來絲毫沒有倦容,交談時語速很快。拿到美國風投機構 DCM 的 B 輪融資後,耿樂開始把工作重心放到 Blued 的產品推廣與迭代上。
他開始頻繁接受媒體訪問,參加線下論壇與各類分享會,為 Blued 站台,甚至主動成為活動的組織方與發起者。11 月 27 日下午,Blue City 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主辦的“青春零艾滋”主題活動在公司一樓啓動。除了國際組織的代表和嘉賓,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也代表官方來到現場。
在美聯社 12 月 2 日的一篇報道中,吳尊友稱讚,對於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而言,應用軟件 Blued “是一個傳遞艾滋病預防信息的重要渠道”。當天的活動中,耿樂和吳尊友、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協調員蘇凱琳一起點亮了一個紅絲帶大燈箱,併為北京第四個“淡藍快樂檢測室”(艾滋病免費監測點)揭牌。“其實我們想讓領導來認可我們,在中國做‘同志’(應用軟件)這件事情,這一點我覺得還是挺重要的。”耿樂坦言。

 

“同性戀怎麼能跟性變態放在一起?”
他的謹慎並非沒有理由。
2000 年,耿樂創辦國內首批“同志”網站淡藍網時,是秦皇島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淡藍網的雛形,是一個叫“淡藍色的回憶”的門户網站空間,頁面背景是純淨的藍,前景是一棟海邊的小木屋,上面設有“文藝故事”、“留言板”等欄目,偶爾附上些圖片。
耿樂上警校的時候,離海邊就幾分鐘的步行路程,“對海特別有感情,淡藍色是我對青春的所有回憶。”
耿樂由此開始過上了“雙面人生”:白天,他是一名刑警;夜晚,他把自己關在屋裏打理“淡藍色的回憶”,並在網站上用化名講述他作為同性戀者所面臨的糾結。
2003 年,耿樂 26 歲,他成為秦皇島市公安局最年輕的副處長。他突然間有了種優越感,開車不守規矩,直接拒絕領導介紹的承包商;朋友聚餐,他永遠坐中間,撂一句,“想吃什麼菜,自己點!”
與此同時,淡藍網的第一次危機悄然來臨。2005 年,公安部開始“網絡嚴打”。服務器位於上海的淡藍網在這場“風暴”中也被強制關停。耿樂打了個電話到屬地公安局網絡監察處詢問原委。
“你好,我們的網站被關閉了。”
“你是什麼網站?”
“淡藍網。”
“是不是同性戀網站?”
“是啊。”
“同性戀違反社會公德你知道嗎?”
“是嗎?為什麼違反社會公德?”
“你看看你的網站,那麼多男人的身體,看着讓人很不舒服!”
“你多看看就舒服了。”
2006 年,北京舉辦了一次“同志站長之家論壇”,耿樂去了,認識了不少朋友。當年 5 月,淡藍網開始擁有了團隊,耿樂在秦皇島租了個三居室作辦公場所。但他們依然是政府的“麻煩”。
上海的服務器關停後,他們只能“打游擊”,抱着服務器,連夜坐火車,到江陰、麗水等小城上架。而等待耿樂和同事的,依舊是關停的結果。
淡藍網的早期遭遇實際上有跡可循。2004 年 6 月 10 日,中國互聯網協會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工作委員會頒佈《互聯網站禁止傳播淫穢、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規範》,在關於“淫穢信息”的定義中,其中一條寫道:“淫褻性地具體描寫同性戀的性行為或者其他性變態行為……”“同性戀的表述怎麼能跟性變態放在一起呢?十年了,這個條款都沒更新過。”耿樂至今仍感到難以理解。
在耿樂看來,北京奧運會之後,官方和輿論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有所改變”。2009 年,耿樂和團隊一起把淡藍網搬到了北京。這次,他決定主動到公安局備案。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網絡監察處,耿樂來來回回看了好幾個房間,找了個女警官,“就覺得女的好説話”。
“您好,我們想在北京做一個同性戀的網站,把服務器放在海淀可不可以?”耿樂心裏完全沒底。
“沒問題。”那個女警官特別痛快,“只要你把內容管住就可以了。”
“我們都做了十來年了。”
女警官問:“我建議所有的內容先審核後顯示,你能做到嗎?”
“能!”那是五年前,耿樂和幾個創始人在昌平租了一套單元房,一樓辦公,地下室睡覺。在北京辦公時,耿樂就向領導請“病假”,一請就是一星期。

 

和李克強握手
2012 年對於耿樂而言充滿了戲劇性。當年 2 月,他接受某門户網站之邀拍攝的紀錄片開始在網絡上流傳。過去十多年的“辦網生涯”首次被同事和親友知曉。
秦皇島公安局的領導氣不打一處來,連夜把他叫回來痛罵,“一個高級警官做同性戀網站,這兩個關鍵詞碰在一起太敏感了!你要不把網站關掉,好好當你的警察,要不就辭職!”
那幾天耿樂思前想後,四處找朋友聊天。一個朋友的朋友跟他説,“你要給自己留一個退路的話,你就沒有給你的創業夥伴留退路。”
耿樂第二天就寫了辭職信。
2012 年 11 月 25 日,正在北京市衞生局開會的耿樂接到一個通知,第二天“有重要領導和你們座談”。當晚耿樂沒睡好覺,草擬了一份兩三分鐘的講話提綱。
次日到衞生部會議室,他才知道,和他們座談的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現任總理李克強。與耿樂一起的還有其他 11 位中外民間艾滋病防治組織負責人。握手寒暄時,耿樂作了自我介紹。
耿樂在會議發言中説:“社會層面仍存在各方面的歧視,第一個是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第二個對男男‘同志’人羣的歧視,在一個充滿歧視的社會當中,對艾滋病的防治其實是很困難的。”交流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12 位負責人發言完畢,李克強作了統一回應。
李克強和他握手的照片,如今被耿樂擴印後裝進木質相框,擺在他座椅背後的落地櫃上方;《李克強總理接見淡藍 CEO 耿樂》這條新聞,至今仍掛在淡藍網首頁頂端。
耿樂不否認,“這是一個比較有利的背書。”此後,民政部、衞生部、國家工商總局等政府機構舉辦的針對同性戀羣體和疾病防控的研討會,都接二連三向耿樂拋來橄欖枝。當年 12 月,已內測 4 個月的 Blued 正式上線。
耿樂個人的充分曝光,客觀上促成資本對於 Blued 的主動關注。從去年 4 月天使輪的中路資本,再到今年年初A輪的清流資本,10 月份 B 輪的 DCM,三輪融資均是對方送錢上門。
有錢後,耿樂沒大意。“其實我們一直在曝光和不給政府添麻煩之間找平衡。”他招兵買馬,成立了一個“審核小組”,讓技術團隊在後台開發審核功能,用技術和人工手段刪除用户在使用Blued過程中發佈的色情與廣告內容。

 

“他是個挺小孩的人”
李小杰是審核小組的負責人,在 Blue City 幹了一年半,今年 26 歲,微胖,靦腆,是個“同志”。他的辦公桌上擺着一瓶爽膚水和一瓶潔面乳,旁邊的文件盒有些凌亂,但桌面很乾淨。
電腦屏幕上顯示着 Blued 的後台操作頁面,“用户管理”、“頭像審核”、“照片管理”、“動態管理”、“羣組管理”和“舉報管理”這幾個選項卡右上方,掛着上千個未讀消息數提示,等待着審核小組去處理。
小杰和同事一天三班倒,交接班前,上一個值班人需要將“未讀消息”處理完。“每天還要處理大量的客户來電投訴,一些用户把自己喜歡的直人(直男)照片傳上去,直人發現了,就會來投訴。”小杰有個男友,倆人結識於武漢大學,至今已交往六年,男友每天都來接他下班,但他還沒打算向家人“出櫃”。
記者問他,這樣的工作累不累,會不會枯燥?他慢慢搖了搖頭,“我感覺很快樂,很有使命感,能夠為“同志”做一些事。我們老大説了,明年我們的目標就是國際化。”在他眼裏,“老大”耿樂是個挺小孩的人,年輕同事要搞個小聚會,他也爭着搶着要來參加,如果不跟他説,他就會鬧脾氣。
“我們都沒把他當成領導,都把他當大哥哥。”小杰説。

耿樂是個挺小孩的人,年輕同事要搞個小聚會,他也爭着搶着要來參加,如果不跟他説,他就會鬧脾氣。圖為 2014 年 7 月 15 日,Blue City 團隊全體成員在秦皇島海邊合影

 

耿樂這幾年也在給自己調整角色。辭職近三年,體制內的優越感離他越來越遠。剛來北京時,耿樂沒覺得自己是個商人,還用體制內那套,給大家開會,特裝模作樣,愛生氣,愛訓人,“就沒有那種藝術,帶團隊的藝術,科技互聯網公司的藝術,不是跟大家一起創業的那種感覺。”
“那個時候因為驕傲,有點忘記自己是誰了。”這位曾經的秦皇島公安局最年輕副處長説,“反而生活往前推了我一把,讓我重新看了一下自己,原來我就是一個很卑微的人。”
由於住得近,耿樂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有時候乾脆步行。他有一輛車,2005 年買的,標緻 307,但北京太堵,他也懶得開。
“我現在基本處於沒有生活的狀態。”耿樂每天在辦公室待到晚上十點多,回家就癱牀上,想泡個澡,懶得放水,躺那兒玩會兒手機,聽會兒音樂,連電視都不開,喝點飲料,吃點東西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又精神煥發。
他特意帶記者走到公司的樓梯拐角處,那裏有一面牆,貼着幾個字,“秦皇島的海和沙,那是淡藍的家”。前面伸出的牆座上,擺着七個玻璃瓶,裏面裝着耿樂取自老家的海水和沙子。
耿樂父親是普通工人,母親無業。父親城市户口,母親農村户口。在他出生的 1977 年,中國的户籍政策是孩子的户口隨母親。“所以我是農村户口,從小就感覺被歧視。”初中時發糧票,耿樂班上 50 個人,48 個人有,他和另一個女孩沒有,別的男同學就笑話他們倆,“你們是農村人。”
1992 年,耿樂初中畢業,家裏決定讓他上警校,因為“待遇好,最低一個月能發 39 塊錢,馬上就可以轉成城市户口,畢業之後能有工作”。那時候的秦皇島人民警察學校,距離海邊僅有 600 多米,耿樂每天早上要去海邊跑操,練習警體散打;他是學生幹部,經常在海邊組織全班篝火晚會;每天下了課,他就自己到海邊去散步。

1992 年,耿樂初中畢業,家裏決定讓他上警校,因為“待遇好,最低一個月能發 39 塊錢,馬上就可以轉成城市户口,畢業之後能有工作”。圖為耿樂在秦皇島上警校時,在家門口留影。這幅照片是他目前的電腦桌面背景

 

他的微信 ID 叫“安全超人”,在警校時自己給自己起的。他説,他從小就有一種感覺,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幫助別人,或者保護別人。
12 月 6 日這個週末,一個多月沒回老家的耿樂,起了個大早,擠地鐵,趕8點的高鐵回秦皇島看父母。每次和母親視頻通話的時候,耿樂就特難過。“老媽在那頭,頭髮又白了。我就想,如果我每個月回去三天,一年回去 12 次,每年也只能在家見爸媽三十多天。”
他小聲説,自己在秦皇島給家人買了一套海景房,就在警校舊址附近。
20 年前,他時常在海邊散步的時候想,“如果在海邊有一套房子多好!”就像《海邊的卡夫卡》裏面的那個少年,面朝大海,他的情懷在無邊的海浪中困惑、摸索,如今,成就了他的夢。